地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对跖点”，即地球同一直径的两个端点，它们的纬度相同但南北相反，经度之和为180°。我的家乡陕西西安， 其对跖点正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表直线距离约2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一半。作为拉丁美洲史专业的硕士生，我选择来到这个离家最远的地方，是为了做真正在地化的区域国别研究，寻找理解拉美文化的切入口。
提到拉丁美洲，人们常常想到热情的桑巴舞曲、足球明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或是危险的帮派、街头电影，常用热情、魔幻、危险这3 个形容词来概括它。这种“刻板印象”将复杂的大陆简化为猎奇的景观。互联网上关于智利的攻略里醒目地提醒着游客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想要打破“刻板印象”的初心给了我奔赴智利的勇气。坐在书斋中学历史，或许可以列出历史事件的年表，毕竟无法知晓事件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推动力。经历30 多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飞越安第斯山，落地圣地亚哥。
机上响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提醒我这里从来不是等待征服的荒野，也不是需要警惕的险境，而是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真实生活、真实恐惧、真实庆祝的地方， 是真正的历史。
我所在的智利大学成立于1842 年，是拉美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好的大学之一，以社会科学和天文学科著称，曾培养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同于其他封闭的象牙塔式校园，智利大学没有围墙，校区散落于圣地亚哥市中心，与革命纪念碑、街头涂鸦、跳蚤市场比邻而居。作为第三世界大学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智利大学有着深厚的社会参与传统。在马波乔河奔涌的涛声中，我曾亲眼见到老师和同学走出课堂，纪念加沙战争，呼吁教育公平，守护国家记忆，追问原住民权益。
课余时间，我走访了智利的其他知名大学，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气质。智利天主教大学以历史底蕴深厚著称，而新兴的智利发展大学现代化、国际化特色鲜明，圣地亚哥大学则兼具综合性与丰富性。这些高校承载着智利教育界对学术独立与创新发展的追求。
在国际学生早餐会上，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我是智利大学法学院历史上首位中国籍学生。这意味着无前例可循。智利的西班牙语大量融入了当地民族语言马普切语的词汇，语速快，学习难度大。即便是以西语为母语的其他国家的学习者，来到智利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而我本科与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申请交换项目靠的是英语成绩，西班牙语只能应付日常生活。因此，语言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智利既不是热门留学地，也没有庞大的华人社群。正是这份陌生，迫使我真正浸入另一种学术文化的肌理，在安第斯山的凝视下，重新学习如何思考与表达。
在智利大学，我选修了一门由智利史研究领域资深教授开设的课程。课程采用小班制，班上共有6 名同学，其中4 位来自智利，1 位来自法国。看到手边放着翻译器，如小学生般背手端坐、严阵以待的我，老教授严肃地讲道：“这门课是有先修要求的，你没有基础，语言又不熟练，我不建议你选这门课。”
事实上，这位资深教授和她开设的课程，正是我跨越半个地球而来的理由之一。教授语气严肃，语速又极快，情急之下，我连忙用英语解释道：“我是拉丁美洲史专业的硕士生，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也能够读懂经过翻译器转换为文字的西班牙语，只是一时跟不上智利西班牙语的语速。”
教授无奈地提醒我，这是西语授课的课程，考虑到班级其他同学，无法配合我说英语。见有希望，我立刻转用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向教授表态，自己会提前预习课本，课后再把翻译器转录的文字精读一遍，愿意为此多花些时间。
这时，一位智利同学站起来说：“教授，我可以每节课后把笔记分享给她。”助教也接话：“我把课程资料包发给你，先熟悉术语。”最终教授同意，在选课退课系统关闭前，给我两周的考察期，届时再决定我是否能留下。
在这之后的每一堂课，我都提前一小时到教室，直到最后才离开。两周过后，我得到了小教室里距离教授最近的固定座位，以方便我听清每个发音。每当讲到重点时，年过六旬的教授会从讲台上起身，走下台阶轻敲我的桌沿示意记录，或暂停讲授，让我试着复述，再耐心地帮我补充遗漏的要点。
在我斗志昂扬地投入了半学期后，课程的授课部分结束，转入研讨阶段。第一节讨论课我就遇到了重大挫折。在法学院学政治史的过程中，我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断层。由于长期学习唯物主义史观，我惯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维度切入分析，在阶级矛盾与历史必然性中搭建解释框架。
然而，身边的智利同学却像是严谨的律师，从一摞摞具体的法条、一张张泛黄的选票、一份份议会速记中寻找论据。他们争论着某次选举中百分之零点几的票数异动，辨析着某条法律修正案中动词时态的细微差别。这些我听不懂，更无法加入讨论。同学们兴致高昂地进行头脑风暴，不同观点从四面八方涌入我的耳朵，却全都转换成了乱码。
一节课过后，我失魂落魄地从后门溜出了教室。回家路上，我的手机亮起，是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来自一位平日里因语言不通而从未交流过的同学：“抱歉，今天上课时语速太快，没顾及你的感受，如果有不懂的请务必随时问我。”
在后来的课堂上，我渐渐能加入讨论。教授允许我用西班牙语表述我的观点，用英语进行复杂论证。随着对史实和术语的熟悉，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记录的旁听生，当同学引用档案出现史实错误时，我能及时指出；当讨论陷入单一视角时，我能从其他角度提出问题。课后的群聊里，我也不再只默默查收别人分享的资料，而是常常分享我找到的资料。我终于不再是最初那个需要靠着同学笔记才能勉强跟上节奏的边缘人，而成了讨论课中真正有分量、能参与对话的一员。
这门课程的考核以论文形式进行。首次用西班牙语撰写学术论文，加上对智利学术规范的陌生，我一度无从下手。选题汇报结束后，教授特意留下我和同样手足无措的法国同学，给我们开了“小灶”。从档案检索、文献收集到论文格式规范的每个环节，教授都手把手地带着我们过了一遍。
那段日子，我熬掉了不少头发，也偷偷抹过眼泪，甚至不止一次，在书桌前迎来了安第斯山的日出。当期末成绩公布，我竟拿到了班级最高分。更出乎意料的是随后领到的论文修改意见，几页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小至标题字母的大小写、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大至观点的深化方向、该参考哪些文献与案例，全都一一标注，巨细无遗。
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用英西双语条分缕析地向我讲解。她惊讶地问我，这个小众研究方向，据她所知是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做，我是否有过留美经历。我告诉她，论文中那些统计数据的处理，来自我正在准备的硕士毕业论文，而我此前的全部学术训练都在中国完成。
感谢那位给我发笔记的同学，一学期16 周， 每周两节课，他从未食言。一学期结束，文献笔记、课堂笔记、上课的讲义和讨论课的记录，西语夹杂中文，竟积累了10 余万字。那些纸张上不仅有知识的密度，更透着学术传承的温度。在智利大学的课堂上，我体会到严谨的学术训练从不是冰冷的筛选，而是教授愿意为陌生学生放慢脚步、走下讲台的耐心，是同学分享笔记、处处关照的慷慨，更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对每一位求知者的包容与善意。
同属第三世界，拉美文化于我而言始终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张力。由于共通的历史记忆，我对它怀有天然的共情，又因为地理距离与文化差异，我始终对它充满好奇与想象。
2025 年，恰逢中智建交55 周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海外频道在智利举办“良渚：世界文明对话”系列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走进大学校园推介良渚文化，并与智利高校互赠书籍。活动设置了中智学生交流对话并互赠礼物环节。浙江广电的老师找到了我。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我邀请了同学们一同前来，他们对这段5000 年前的文明故事一无所知，对中国的印象也仅停留在古老而遥远的模糊认知里——只知其年代久远，却不知究竟有多远。这种隔阂与陌生，恰是文明对话的起点。
在智利大学的礼堂里，我们聊智利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性，讲述了智利马普切文化的银器与中国良渚文化的玉器。一位智利同学曾经赠予我一对马普切银饰。他告诉我，银饰上的螺纹不只是装饰，而是把安第斯山脉的河流与季风镌入金属之中，让佩戴者能时刻把故乡带在身边。
与此相似，良渚的玉器同样寄托着中国人的情感和宇宙观。我在台上讲述时，那位送我银饰的马普切同学正坐在台下。他在智利大学哲学学院研究道家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生，我们都在时空中寻找人类共同的情感坐标。智利文明与中华文明虽相隔万里，却同样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正是在亲身的交流与体验中，我真切感受到了文明的生命力。
行走在地球的另一端，走出书斋与刻板印象，甚至走出被构建的“不发达”叙事，我看到的不仅是美丽的风景和珍贵的一手史料，更是另一套学术训练体系、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不再急于用熟悉的理论框架去裁剪历史，不再用惯性的运行逻辑让自己陷入内卷，而是学会了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思考，在遇到语言障碍时坚持表达，在文化差异间寻找共鸣。
来源：本文系原创，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年第8期，原标题为《在对跖点感受文明的温度》，作者黄李菲系上海大学研究生，曾在智利大学交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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